顶天立地一将军

我80年代末在无锡工作时，结识了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陈沂将军和夫人马楠同志。十年后，即1998年10月22日，我趁在上海公务之便，去看望陈老和马楠同志，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那天见面，陈老坐在沙发上，马楠由于行走不便，坐在轮椅上，陈老非常热情地招呼我坐在他身边，他说，“听说你要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在等你。”虽然十年没见了，两位老人依然精神很好，气色很好，还是十年前的老样子。我们共同地回忆起在无锡、宜兴初次相识的情景，兴奋地畅谈着全国、上海、苏南20年来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两位老人谈笑风生，兴致很高。临别时，陈老签名盖章送我两本书，一本是《陈沂家书》，另一本是《普通一兵——记文化将军陈沂》。二老送我到门口，看着我上了车，依依惜别，频频挥手，一再叮嘱：“有空再来啊！”那天晚上我回到上海的住处，想起了十年前在无锡听陈沂同志讲述他50年代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后遣送北大荒劳动、监禁的一些往事，想起了老将军在谈笑中用“大势所趋，在劫难逃”八个字概括了他那不堪回首的21年风雨历程，顿觉心情沉重，无限感慨，即以《一别十年又见陈沂马楠同志》为题作一小诗：“常忆梁溪初识君，宏论贯耳记犹新，笑谈当年劫难事，顶天立地一将军”。

陈沂同志是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的一位老将军。他从3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几十年来出版了多部小说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政论集，以及中篇、长篇小说和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等方面的著作。他在部队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文化、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1958年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下放黑龙江省（北大荒）监督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反革命翻案集团幕后操纵者”的莫须有罪名，夫妇俩先后被投入监牢两年。两次劫难，使陈沂将军沉冤达21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彻底平反。《陈沂家书》就收入了陈沂、马楠及其子女们1958年3月至1979年6月的21年间来往书信171篇，达30多万字。

我在上海拿到《陈沂家书》的当天晚上，怀着对陈老夫妇的一种崇敬的心情，打开了这本书。未曾想到，读了几页书信，我手里这本书就放不下了，从晚上八点一直读到午夜一点多钟，依然不觉疲倦。掩卷沉思，心潮激荡，难以平静。

我这个人看小说、看电影、看电视剧等等，是很少掉眼泪的，更没有那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即使是看特别悲苦的小说，也不大动情，总觉得那是艺术创造，不完全是真实的生活。读《陈沂家书》却不同，每次读这本书都要动真情的。或许因为我也曾是军人，或许因为我也有过三进三出北大荒的经历，或许还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有过冤情，所以我们之间的情感是相通的，更何况谁人没有父母、妻子、儿女！读了这样的家书能不动容？

《陈沂家书》所记述的那些悲壮的往事，牵动着我同作者之间许多相通的情感。我同书中的主人同哀同冤，同悲同喜，我感到一种动人魂魄的心灵的震撼。那不是一般的家书，那是两位善良的父母和孩子们用心灵写就的一部21年的血泪史，那是两位老共产党员在身处逆境中所表现的坚定信念、高尚情操的自白，那是几个孩子在受到不公正的株连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种思想升华。《陈沂家书》是陈沂、马楠夫妇和孩子们，用他们的忠贞、热血和苦难给后人留下的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读《陈沂家书》，使我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浩然正气。陈沂同志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后，当然是满腹委屈，甚至也曾放声大哭，那心情正如陈沂同志的朋友苑家良当年赠送给他的一首词《钗头凤》中所写：“秋已就，碧空透。香山枫叶红锦绣。西风恶，飞沙骤。金猴有辨，愚僧念咒。又又又。鸟无声，花零落。昆明湖畔绝游客。诈受奖，忠遭祸。肝肠欲断，何处评说。默默默。”但他坚信很快就会真相大白，最多三年就可以回到党内、军内，还觉得下去劳动几年也不是坏事。以后王震同志去看望他，对他说：“你太天真了，你不懂得党内斗争的复杂性，起码要准备十年。”以后那年复一年的申诉、奔走，年复一年的努力、期盼，又是年复一年的受阻、失望，种种无情的事实，不是三年、五年，也不是八年、十年，而是21年，47岁下去，68岁回来。21年啊！人这一生能有几个21年！吃了多少苦是自不待言的，几至贫病交加、饥寒交迫的地步！但他没有低头，没有折腰，没有沉沦。在那样险恶的处境中，他仍然坚持创作，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描写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的长篇小说《白山黑水》的初稿。21年的磨难，虽然消磨了他最为宝贵的年华，但没有摧毁他的精神，没有夺去他的意志，没有损伤他的元气。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这位老人艰难地度过了7600多个日日夜夜、还能健康地生存下来呢？我看是信念，是对党、对人民、对事业忠贞不二的那种坚定的信念，是坚信真理终将战胜谬误的那种执着的追求，是特殊材料铸就的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是许许多多的老首长、老战友，以及一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普通战士、工人、农民、基层干部对他的关心和鼓励。总之，支撑陈沂将军在屈辱和危难中挺立不倒的力量的源泉，正是共产党给他灵魂深处注入的那种正气，那种精神。在陈沂离开北京之前，罗荣桓元帅深情地对他说：“陈沂，摔倒了爬起来，站起来。要有个政治家的风度。”1962年夏天，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去大庆参观时，在哈尔滨接见了陈沂，第一句话就是“陈沂同志，你这些年受苦了！”周总理要他学司马迁：“司马迁受了宫刑还写《史记》，你陈沂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没有司马迁那几根骨头！”周恩来总理和几位老帅对他的爱护和鞭策，成为陈沂在漫漫长夜中指引方向的星辰，在悠悠岁月中驱散迷惘的号角。他虽然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了，但他21年如一日，始终都按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陈沂在给马楠的信中多次写道：“一个热爱党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倒下去的”、“不声不响，埋头苦干，证实自己的忠心，无论如何不能意志消沉。”难道就没有怨恨吗？当然有的。人非草木，孰无爱憎！但是陈沂同志认为：“党是自己的党，国家是自己的国家，党和国家的胜利我分享了，党和国家的失误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员。”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不凡的气度！

是不是想到死呢？马楠在文化大革命中因难以承受的凌辱，曾想到过死。她对陈沂说：“这日子实在活不下去了。”是的，在那种常人所难以承受的苦难中，选择死是了却一生最为简便的去处，但他们没有选择这条路。陈沂告慰她说：“无论如何艰难困苦，我们都不能死。死了，就什么都谈不到了。”他们夫妇在频繁的通信中，相互鼓励，相互劝勉，相互提醒，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坚强的意志，要看到党的事业的大局，切不可耿耿于个人的名利得失。陈沂、马楠的骨头是硬的，在那铮铮铁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字。

读《陈沂家书》，我们不能不写到这个家庭。在陈沂身陷政治厄运的21年的磨难中，50年代余波未平，60年代风浪又起，两次劫难对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何况陈沂同志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时，他的五个子女中年龄大的才15岁，小的只有6岁。这个七口之家，在大难临头之时没有被摧毁，在长达21年之久的艰难曲折中没有破裂，而是在陈沂、马楠那种凛然正气的影响下，凝聚成为更加坚强的集体，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家庭。在经历了21年的急风暴雨般的战斗洗礼之后，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了，而且使这个家庭群体中的生命得到了延续，跃入了一种崭新的精神境界。

全家最难忘1958年3月23日送别陈沂时的情景。马楠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孩子们被叫来和爸爸话别，从不落泪的陈，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珠，孩子们贴在他的面颊上长长地亲吻，彼此都沉默。‘爸爸，我们还要去上课，不能到车站送您了。’这话就象针锥似地剌着我的心！”就是从那天起，全家人如坠深渊，如落冰窖。也正是从那天起，全家大人小孩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我们从家书中看到，在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难时刻，夫妻间、父母和孩子之间，以及兄妹姐妹之间，所表现的那种亲情、爱情，是那样的忠贞，那样的真挚，那样的崇高。陈沂在信中鼓励孩子们“一定要十分坚强，决不自卑。”马楠在信中勉励孩子们：“我们都是革命的人，都是理智的人，不光看到今天，而且应该看到更远大的将来。不光看到自己，也要看到学好本事的重要，以便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年仅13岁的二女儿南岗1959年6月21日写给远在哈尔滨的妈妈、弟弟、妹妹的信，则代表了孩子们从小发愤自强的精神：“我希望到了入团年龄就能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做伟大的党的后备军。”“铁是熔炉里炼出来的。队把我培养成一个红少年，我要到更大的熔炉里去锻炼。在和平环境里入团，最大的考验是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妈妈，请您和爸爸在下次来信中详细给我讲一讲关于团关于党的事，还有关于怎样做一个共青团员这些问题。”看来，逆境也是一种机遇，逆境可以使人长智慧。陈沂、马楠在逆境中更镇定、更理智、更坚强了；孩子们在逆境中更聪明、更懂事、更快地成长起来了；这个家庭在逆境中更和谐、更亲密、更有凝聚力了。我们从那些掷地有金石声的家书中，看到了超乎物欲和功利之外的、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一种人间真情，一种崇高的追求。

岁月匆匆，人生苦短。算来从1979年陈沂同志彻底平反到今年，又是一个21年。这21年，对陈沂、马楠和孩子们，是身心彻底解放的21年，是真正扬眉吐气的21年，是充满阳光的21年。当年两代人的七口之家，现在已是三世之家了。如今，二老在上海安度晚年，孩子们也都事业有成。我衷心祝愿陈沂、马楠同志晚年幸福，祝孩子们朝气蓬勃，生活美满。